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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鸣心:音乐人永远是年轻
http://dengxiaojin.com.cn  2020-07-22 05:19:32  
  记者:您原来的名字叫杜明星,对吗?  杜鸣心:是我父亲给我起的,我父母都很喜欢戏曲。抗日战争前我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少校军官,七七事变以后,他的部队就奉命调到上海,参加淞沪抗日保卫战。我9岁那年,我记得那是一个秋天,父亲在前线牺牲了。他的部队临开赴战场之前的那天晚上,他特意回家带我到汉口一家大戏院去看京剧名家荀慧生演的戏,看完戏后他把我送回家,作为一种告别。却没想到,竟成了永别。  记者:您是怎么进的难童收容站呢?  杜鸣心:父亲牺牲后,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,母亲就是个家庭妇女,为了节约开支,母亲只好带着我回到老家潜江县。1938年武汉失守后,日本人沿着汉水就要打到我们家来了,那时潜江的战时儿童保幼会有一个临时收容站,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和受战争迫害的孤儿,把他们带到后方去抚养。母亲就把我送到了那里。母亲觉得我在家里一是不安全,二是没有钱上学。就让我与同村的一些小孩一起去这个收容站,他们把我们集中起来从潜江一路撤退,最后到了重庆,被分到离重庆不远的永川县第二保育院,一天只能吃到两顿稀饭,有老师教我们文化课。  就在1939年夏天,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。育才学校的老师到各个保育院去选拔学生,主要是从难童里选比较有培养前途的孩子。就在欢迎育才学校老师的会上,我们唱了“流亡三部曲”,我站在一个小凳子上,独唱其中的第一部《松花江上》,当时我唱得很有感情,想到我死在战场上的父亲,我的身世,唱得泪流满面,唱得大家都非常感动。后来又经过智力测验,在我们400个孩子中只挑了4个,百里挑一啊,其中就有我一个。育才学校设在一个偏僻山坳的古寺庙里,离重庆还有一大段山路,交通很不方便。从重庆去要先坐一天的船,然后再走20几里山路才能到。那时我已经11岁了,11岁才第一次看见钢琴啊!那美妙的琴声一下子就吸引了我,简直太好听了!贺禄汀是我们音乐专业的主任,他夫人教我们认五线谱、弹《拜尔》,到现在我还记得。才学了一年多,1940年年底,陶行知就把我们学习音乐的孩子带到重庆去进行演出。那场演出,除了数百位普通观众以外,陶行知请来了许多重要的人物,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、邓颖超、叶剑英,国民党要员冯玉祥、何应钦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、茅盾等。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么多大人物,演出结束后,看他们给我们题字时才知道的。其实我们弹的曲子很简单,刚学了一年,我和几个小朋友弹钢琴独奏,我弹了两首曲子,很小的小曲子。  记者:这是你生平第一次上台演奏吗?这之后您给自己由杜明星改名为杜鸣心,是吗?  杜鸣心:是,60多年过去了,我仍然记得很清楚,印象非常深。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题词是“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”、“为世界而工作,为工作而学习”。我觉得只想着当明星是不对的,要用音符表达人民的心声才对。我们开完音乐会之后,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,这时候形势就很紧张了,因为大家都知道陶行知先生是一个进步的教育家,而他办这个学校是一直受到党的关心和支持的。周恩来和邓颖超1940年夏天还到育才学校来参观过,学校是那么偏僻,路很难走,他们来了给我们讲话,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,将来为新中国做贡献。他们还在学校住了一晚,第二天才走。  记者:周恩来给您的印象太深了!  杜鸣心:皖南事变之后,我们学校的形势很紧张,地下党安排许多老师一夜之间都撤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周恩来说,把育才的一些有才华的小朋友送到延安去,这其中就有我。我们就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半个月,明天就要出发了,当晚,周恩来把育才的同学招集起来,挨个问家里的情况,凡是独生子女就都要留下来。因为这一走,就完全不能和家里通音讯,如果只有一个孩子,家长找不到人,向陶行知要人怎么办?当时就留下了4个学生。其中就有我。第二天我们只能眼泪汪汪地看着别的小朋友走了。  记者:如果那时候您去了,很有可能从此就与音乐告别了。  杜鸣心:是啊,到了延安根本就没有条件再学音乐。后来才知道,我的同学们到了延安就开始整风,好多同学都给抓起来,说他们是国民党特务来卧底的。挨个审查。还是周恩来去说,这些陶行知育才学校的孩子都是苦孩子,才放出来。  记者:您又逃过一劫,后来又回到了育才学校,还学了拉小提琴?  杜鸣心:有机会就学吧,很难得的机会,我拉得还可以。解放以后,我已经到音乐学院任助教了,马思聪先生是解放后第一任音乐学院院长,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就在天津的大王庄十一经路(说到天津,他很自然地冒出了一句天津话)。那时候,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在马思聪家里搞一个小型音乐会,既是一种消遣,也是音乐家之间的一种沟通。我还记得,马思聪拉第一小提琴,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来的黄先生拉第二小提琴,大提琴由马先生的内弟担任,中提琴就由我来拉。我们在一起拉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等,每次拉两三个钟头,然后就在马先生家里吃一顿饭……  记者:能跟马思聪一起拉四重奏,您太厉害了!  杜鸣心:1951年,解放后新中国第一次派艺术家代表团去捷克参加“布拉格之春”音乐节的时候,马思聪先生是代表团的团长,他拉小提琴独奏就让我给他弹伴奏。还有著名歌唱家喻宜萱与郭兰英的独唱,也都是我弹的伴奏。  记者:您从弹钢琴转到作曲,能谈谈这个过程吗?  杜鸣心:1954年考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时,我考取的是钢琴专业。当时留学生的政治审查是非常严的,与我们同期两个考取作曲专业的同学都在审查时给刷下来了。于是我就主动申请,要求改学作曲。因为我一直就有作曲这样一个梦,也写过一些小曲子。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得到批准,但到了莫斯科转学作曲还要参加考试。我记得考的是一部巴赫风格的曲子,大概12小节吧。一个人在那儿弹琴,要求考生记谱,考你的听辨能力。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过试唱练耳,这对我一点都不难。我是迟到进考场的,却是第一个交卷的,老师一看,一个音不错,把他们震住了。  记者:在您一生中创作的这么多作品中,您比较喜欢的作品是哪一部?  杜鸣心:舞剧《鱼美人》和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一些选段,比如“快乐女战士”啊,“军民一家亲”歌,“洪常青就义”等,是我比较满意的。前年年底,我新写了一部舞剧《牡丹仙子》演过几场,对音乐的反映比较好,那部作品我是花了很大的功夫。  记者:您还为许多的影视作品写过音乐,像电影《原野》、《伤逝》、《李四光》,电视剧《冼星海》等等,您认为在作曲中,最重要的是什么?  杜鸣心:我认为旋律很重要,虽然搞现代技法的作曲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否认旋律的重要性,但我认为旋律才是能够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、唯一能与听众进行感情交流和沟通的手段。  记者:虽然您受的是俄罗斯的音乐教育,但您基本上是以搞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为主。可像您的一些学生,比如叶小刚、刘索拉等都是搞西方现代音乐的,您怎么看?  杜鸣心:我在上课时,并不妨碍他们走自己的路,表现自己的个性。我只是给他们打一个比较牢靠的作曲技法的基础。在这个基础上,你们去走你们自己的路,那就比较容易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,那你就是架空的,要想走自己的路就比较难了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,每个人的才华也不一样,对学生我从来不强求一致。  记者:当年《红色娘子军》号称集体创作,那你们是怎样分工合作的呢?  杜鸣心:是分场次创作的。当时的分工是一共有6场,我和吴祖强是老师,另外3个是刚刚毕业的学生。我们俩就多分担一点,一个人负担一场半,他们3个人一人一场。我是从第4场的后半场开始写的。从“快乐女战士”开始到结束,还有第6场的“洪常青就义”是我写的。  记者:听说创作《红色娘子军》中“万泉河水”这首曲子的时候您还差点挨批?  杜鸣心:那是在“文革”期间,这首歌原来的第一稿是我写的,江青审查时,说这个曲子写的怎么像黎锦晖呀?你知道这句话很可怕,黎锦晖30年代在上海写了很多“黄色”歌曲,其实就是爱情歌曲。比如后来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《毛毛雨》等,是所谓的靡靡之音。芭蕾舞团的一位演员说,杜鸣心你好大胆,你敢把黄色歌曲塞到“样板戏”里来!  后来就发动群众重写这首歌,说谁写得好用谁的。乐队和合唱队100多人都写,我也又写了好几首。最后认为还是我写得这个比较好,有海南岛风格。说我是戴罪立功了。不然那时我会很难过,被当成是别有用心,把毒草塞到“样板戏”里来了。  记者:您已经快80岁了,一般老人到了这个年龄早就不再工作了,但您还那么勤奋,毕竟创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  杜鸣心:许多人到这个年龄都写不动了。可我每天晚上还在工作,都要工作到很晚。还在创作。前年写了部舞剧,去年我还写了一个电视剧的音乐《船政风云》。在影视作品中,我写的比较满意的是电视剧《冼星海》,它的编剧是我的学生王朝著,“文革”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,现在他变成作家了,他写了许多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,像《长征》、《延安颂》、《周恩来在上海》、《邓小平》、《西安事变》等等。目前他正在与我合作《周恩来在重庆》,我中秋节刚刚到重庆跑了一趟。他要写的这个剧,那个时期我正好在重庆,跟周总理都有接触,现在像我这样曾近距离地与总理在一起的人已经很难找了,于是他约我为这部剧写曲子,认为在情感上更贴切一些。创作让我感到生命很充实,只要有音乐,我就不觉得自己老……